密谋应鄂,昆明血战

作者:新闻资讯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20-04-29 17:55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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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源赶到北校场带新军73标中的起义者从北门攻城。李根源、李鸿祥率73标起义官兵率先从北面进攻昆明城,抢占五华山、军械局。随后,蔡锷、唐继尧率驻在城东巫家坝、干海子的第74标官兵从东南方向进攻,抢占总督署等重要机关。顾品珍、沈汪度率讲武堂师生做内应,接应东南方向的起义军入城。攻占五华山和军械局的战斗异常激烈。经过起义军将士的英勇奋战,总督署机关及五华山、军械局等重要目标先后被攻克。到11月2日,昆明全城肃清,起义成功。

河口起义后半年,同盟会员杨振鸿、黄毓英、何畏等又筹划永昌起义,计划“占领永昌后,召集乡民,编练军队,一支兵取大理,一支兵取腾越,一支兵出顺宁、云州,包扫迤南一带,则云南省城,垂手可得,然后东出湘黔,戡定中原;北略川陕,直抵燕京”。12月23日凌晨3时,杨振鸿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率领傣,景颇、傈僳,汉等边疆各族群众1000多人,渡过怒江,经布里戛、蒲缥,直达马岭寨,准备袭击永昌城。但由于起义前夕走漏了风声,清军已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起义最终归于失败。杨振鸿因起义不成功而气病交加,呕血不止,于1909年1月2日去世,时年仅35岁。

午前9时由炮三营派官长一员、目兵六名,将巫家坝、干海子、归化寺各电话线剪断,并将通迤南各电话线尽行剪之;

“重九起义”胜利以后,云南军都督府对内发表了《讨满州檄》,重申了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规定起义军要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外则照会英、法领事馆,要求各国严守中立,不得支持清政府;必须承认云南独立,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继续有效;声明军都督府保护在滇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革命后,全省的社会秩序井然,未发生大的动乱。

会议开至次日凌晨3时始散。

军械局、五华山相继攻占后,围攻总督署的战斗却仍在激烈进行。罗佩金率唐继尧、刘存厚、庾恩赐、刘云峰等人率兵围攻总督署虽然多时,但由于署内卫队有五六百人之众,装备均甚精良,并有机关枪八挺,拼命抵抗,自30日夜战至次日中午仍久攻不下。眼看子弹将罄,幸好军械局被攻破,武器弹药源源运来,军心顿时大振。在炮队的新一轮轰击下,罗、唐等人乘机督队猛攻,终于下午1时半,攻入署内,残余总督卫队全部投降。至是,加之交涉司署、臬司署、军火局、银元局、电报局、盐道署、粮饷局等已先后被克服,昆明全城大定。清政府在云南的主要官吏,除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自杀、兵备处总办王振畿被杀、总参议靳云鹏化装成轿夫逃走外,总督李经羲、藩司世增、提法司杨福璋、提学司叶尔凯、巡警道郭灿、粮道曾广铨、劝业道袁玉锡、盐道毛玉麟皆先后就擒。李经羲就擒后,蔡锷和李根源等人对他礼遇有加,并希望他转而服务新政府,但李经羲拒而不受,要求到上海养病。蔡锷等人也不勉强,赠之以旅费,并礼送其经越南赴沪。曾参加重九起义的朱德后来在《辛亥革命杂咏》中以“只要投降即免死,出滇礼送亦宜之”的诗句,对蔡锷的这一举动作出了肯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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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2月,孙中山着手筹划河口起义,计划夺取河口后,进一步控制整个云南。1908年4月30日河口起义爆发,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率起义军与清军中的反正部队攻克河口。之后,起义军又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坝洒,直迫蛮耗、蒙自,部队也由三百余人发展到三千余人。但最后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起义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晚10时,正在巫家坝筹备起义的蔡锷忽接督署及镇司令部来电话说北校场兵变火起,速率队入援,即知北校场已开始动作,便立即命令罗佩金集合步队,谢汝翼集合炮队。集合完毕后,蔡锷亲自宣布起义宗旨,“词严义正,每出一语,各将校齐呼万岁,欢声雷动,誓死出力”。宣布既毕,蔡锷命当场分发子弹,检查装备,然后带领起义部队奔赴昆明城增援。31日凌晨2时,蔡锷率巫家坝起义部队冲进昆明城东门,设起义司令部于江南会馆,按既定计划,命雷飙率一营援攻军械局、圆通山,命唐继尧率一营援攻总督署,命谢汝翼率炮队于东、南、西三城门附近占领阵地,准备攻击。

www.461.net,武昌起义成功后,云南革命派积极响应。早在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会员中的云南留日学生成立了云南支部,推吕志伊为负责人,并派人回云南进行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前,云南的革命党人通过讲武堂中的同盟会员发展革命力量。有史料记载,起义前夜在新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有:第37协统领蔡锷、第74标第一营管带唐继尧、第74标第二营管带刘存厚、第74标第三营管带雷飙、第73标第三营管带李鸿祥、炮兵第19标第二营管带刘云锋、炮兵第19标第三营管带谢汝翼、马兵第19标教练官黄毓成、机关枪第19营管带李风楼、工程兵第19营管带韩风楼、陆军讲武堂代理监督沈汪度、讲武堂教员张子贞、陆军小学堂总办罗佩金、参谋处总办殷承献等。

10月28日晚7时,蔡锷、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张子贞、李鸿祥等人冒雨到洪化桥唐继尧寓所参加云南革命党人的第五次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为了进一步坚定大家的决心,蔡锷特邀充满革命激情的青年革命志士黄毓英和黄永社参加。当有人又以“预备不周”,建议推迟起义时,黄毓英和黄永社挺身而出,愤然而曰:“今事已急矣!诸君踌躇,我必先发难,事败被获,必首诸君同谋,我死,诸等度不能幸生!”众人“乃决期重九夜三鼓举事”。接着,在蔡锷的主持下,会议议定以下事项:

谢汝翼(1879-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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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1886 ~1976)

罗佩金(1878~1922)

从10月16日到28日,昆明同盟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张子贞、蔡锷、罗佩金、雷飊、李鸿祥、李根源、黄永社、谢汝翼、韩凤楼等人,先后召开过五次秘密会议筹备起义。在10月28日举行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写下了“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十六个大字,火烧后调入酒中,由与会众人分饮以结同心。推举新军协统蔡锷为起义军总司令,决定于10月30日午夜起义。30日晚8时许,昆明北校场士兵准备枪弹时,计划暴露,提前于下午9时发动起义。因10月30日是农历九月初九,故称重九起义。

五、革命军口令标示之规定:甲、口令为“军”、“总”。乙、我军帽上附白袋。

七十三标发动起义后,李经羲急忙布置防守抵抗,命十九镇统制钟麟同、总参议靳云鹏率巡防队两营、辎重营、宪兵营、及机关枪一队抢占领了五华山之武侯祠、劳公祠等要地,居高临下,负隅顽抗;令军械局总办唐尔锟率防营死守军械局;自己则与兵备处总办王振畿率军驻守总督署。

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在根据形势需要派兵援川、援藏和到贵州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内政方面,主张维护国权,实现共和制的中央集权;在省内,更换各地方重要行政官员和省属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撤换贪污腐败官员;在财政上,实行开源节流减薪等措施;在教育方面,特设学政司管理全省教育,增办学堂,派一百多人出国留学;在实业、交通等方面,制定了发展规划。这些改革措施,为云南落后面貌的改观和后来的振兴奠定了基础。

正当云南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的鼓舞下,密谋起义的同时,云贵总督李经羲、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等人因风声日紧,加紧了对革命党人的防备。他们一面向各州县调集巡防营到省垣加强防范;一面为防范新军革命,不发子弹,对准备起义部队借口的演习,也每人仅发子弹五粒;一面命令他们认为可疑分子李鸿祥到外地招兵、罗佩金到越南接收军火(李、罗后来找借口拖延,得以参加起义)。李经羲下令在总督署、军械局等处修筑防御工事。钟麟同等人尤其害怕七十四标及炮队联合起事,因此防范更严,不仅跑到巫家坝七十四标训话,反对革命,威胁官兵,杀机腾腾,入夜还派出侦探到巫家坝附近打探消息、搜集信息。

步兵七十四标第二营管带刘存厚,率所部(附炮兵第二营之炮六门、机关枪八尊)扑灭财神庙之巡防第二、四两营后占领南城,援助唐营攻击督署;

11月3日,革命者在五华山组成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为都督,宣布对内对外方针。数日后,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光复,清朝在云南的统治被推翻。1913年10月,蔡锷离滇赴京,推荐唐继尧任云南都督。打出中间写白色“中”字的赤色旗帜。军都督府下没参议院、参谋部、军政部、军务部等机构。李根源任参议院议长兼军政部部长,唐继尧、谢汝翼分掌兵权。随后,滇西大理、滇南临安的驻军先后响应起义,全省光复。云南成为响应武昌起义首先取得胜利的省份之一。

一时间,昆明气氛十分紧张,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战一触即发。

云南军都督府所在地昆明五华山光复楼

云南是武昌起义之后最早举行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之一。起义的胜利声援了武昌,推动了贵州、四川及一些省的独立。云南人民“重九”武装起义,是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云南各族人民的斗争,结束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而且推动了全国革命的到来。

1906年2月,孙中山、黄兴约云南籍的同盟会会员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罗佩金、赵伸等5人谈话时指出:“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越南,皆以运动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欺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

其余之机关枪由李凤楼配布南城外各要隘,以防敌军外来袭击;

同时,考虑到“巫家坝步炮两标,非蔡亲临,断难发动”,会议还明确,李鸿祥在北校场率第七十三标第三营,并掌握第一二营起义,蔡锷到巫家坝集合第七十四标与炮标起义。

辛亥昆明新军起义就此爆发。由于10月30日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因此辛亥昆明起义又被称为“重九起义”。

杨振鸿(1874-1909)

步兵七十四标第三营管带雷飙,率所部随蔡锷为预备队,位置于城内江南会馆附近;

10月25日晚7时,天下大雨,蔡锷、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殷承瓛、张子贞、雷飙等赴会人员均不带随从,冒雨单人步行至刘存厚寓所参加云南革命党人的第四次秘密会议。在讨论起义的过程中,殷承瓛以对外不足,兵心不一为可虑,主张缓办。但蔡锷审时度势,坚决主张“云南宜速举以为东南各省倡”。他认为“纵武汉失败,滇中亦可于半年之内,整顿军备,进退裕如,以此数月之中,川、黔可以得手,得此三省,以与满清争衡,胜负亦未可决”。由于蔡锷态度十分坚定,大家很快统一了思想,“其议遂决”。于是,殷承瓛于白纸上书“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十六字,书毕,火化调于酒中,蔡锷与参会者歃血为盟,分饮之以结同心。会议于晚10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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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在云南筹划的两次起义最后虽然都失败了,然而它们却教育和唤醒了云南人民,为辛亥云南起义成功奠下了良好的基础。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三章“光复云南”)

10月22日晚8时至次日凌晨1时,蔡锷、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谢汝翼、韩凤楼等人又在昆明北门街沈汪度寓所举行第三次秘密会议。会议讨论了以下内容:一、由各列会人员报告所部官兵对革命的态度:刘存厚报告,他所带之营官兵相习,感情甚笃,可有把握。谢汝翼报告,所部炮营亦有把握。韩凤楼报告,所部官长程度太差,却无把握。二、本日到会人员不齐,他营情形不得而知。现步、工程既以不一,宜反急进主义,锐意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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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云南讲武堂学习的祝鸿基对蔡锷调整三十七协干部也有深刻的印象:“蔡并引用革命党人唐继尧、刘存厚、雷飚任第七十四标各标管带,李鸿祥任第七十三标管带,谢汝翼、庾恩赐任炮队第十九标管带,韩凤楼任工程第十九营管带,李凤楼任机关枪第十九营管带。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唐继尧、庾恩赐、韩凤楼皆兼任讲武堂教官。于是蔡锷、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唐继尧等,与其他讲武堂专任教官顾品珍、刘祖武等十余人,时集密议革命之策略。”

由唐继尧带七十四标第一营,附炮标第一营、炮队一营、步队一队由南门进攻督署;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三章“光复云南”)

由七十四标二营派兵六名,在关上之西方约二百密达之桥梁处,由炮三营派兵六名,在双龙桥之东方约一百密达之桥梁处,阻挡报信,断绝交通。有不听阻者以枪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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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次序按步炮兵一二三营之次序。

遵循孙中山及同盟会总部有关开展民主革命,推动革命发展的指示精神,同盟会云南支部于1906年10月在日本东京创办出版《云南》杂志,孙中山特在创刊号上题词:“振我民气”。《云南》杂志创刊后,担负起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任,深刻揭露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罪行,猛烈抨击清政府残暴、腐朽和媚外卖国的政策,大力宣传西方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积极提倡兴办实业,振兴国家。由于杂志内容紧扣云南乃至中国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把救亡和革命联系起来,加之杂志的文章体裁多样,图文并茂,因此,《云南》杂志出版发行后立即受到广泛欢迎,为唤起群众觉醒,扩大革命的声势和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为了适应省内工作的需要,留日的云南籍同盟会会员陆续回滇,着手开展革命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他们很快建立了同盟会云南分部,又在昆明、腾越等地设立支部,并在全省各地建立了或公开或秘密的数十个革命团体。截至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会员已遍及全省各地、社会各阶层中,形成了一股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深人发展的强大动力,并和全国各省份的同盟会连成一片。

战斗结束,蔡锷下令整理军队,清查伤亡官兵,命罗佩金管理七十四标,担任全城警备;命谢汝翼、沈汪度守管军械局;命黄彝经理粮饷局;命李鸿祥管理七十三标,韩建铎管理炮队,等等。并出示安民,宣布独立;照会英、法驻滇领事,明确双方共同遵守的七项条款;招安辎重、陆军、警察、巡防队并各标等逃散之兵卒,分派保管各衙署公款案件,邀政商界要人及地方重绅会议。

与云南讲武堂的领导权由革命党人控制不同,云南新军的领导权则一直由十九镇统制崔祥奎及其带来的北洋派军官把持。但这种情况在蔡锷来云南并担任三十七协协统之后悄然发生了变化。

五华山位于昆明城正中,海拔1926米,为昆明城内最高峰,山上建有武侯祠、潘公祠、劳公祠、两级师范学堂等,是城内的制高点,位置非常重要。圆通山位于城内东北部,海拔1000余米,且山上有军火库,既是城内重要的制高点之一,又是军事要地。军械局位于五华山之北麓,地势险要,四周围墙高大坚厚,四角配置德制格林炮,大门也是铁制的,易守难攻。

以同盟会员和进步教官为主体的讲武堂教官们注意结合教学和军事操练,讲授西方的政治学说,灌输民权和民主共和思想,培养学生的反帝爱国和民主革命精神,“无论课堂操场,除教授学术外,苟有机会,即力阐民族主义。凡平日演说,但言爱国,不讲忠君,隐寓民族主义,并以历代蛮夷华夏之事激发之,有闻而泣下者”。同时,他们还在学生中秘密传播《云南》、《民族》、《汉声》、《汉帜》、《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革命书报,向学生们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宣传反清革命的思想和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在进行革命宣传教育的基础上,革命党人积极发展同盟会员,建立了十分严密的同盟会组织。“教官自成一组,学员则有一个相应的组织,分成七、八个人组成小组。每一个小组,只有一个人能和中央联系,各小组之间则无联络,以免被任何一个小组出卖,会员们只能知道本小组的人”。所以,讲武堂成了云南反清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由于辛亥昆明重九起义准备充分、指挥有方、将士效力,战斗不到一天就取得成功。在这次起义战斗中,起义将士牺牲150余人,负伤300余人,敌方死200余人,伤100余人。因此,“云南省城起义,是除首义的湖北以外,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激烈、代价也最巨大的一次”。云南又是全国第四、西南地区第一的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既有力地支援了武昌起义,又对西南地区乃至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有论者指出,“云南反正,继湘、鄂之后援,倡黔、粤之先声,西南大局,视此为转移,影响民国,至为伟大。”朱德后来也赋诗对“重九起义”给予高度评价:“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援武昌,经过多时诸运动,功成一夜好开场。”作为这次起义的重要策划人和领导人,蔡锷为之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

一、兵力之决定:陆军第三十七协所属之步兵第七十四、三两标,炮兵第十九标。

在北门外,李鸿祥与听到枪声赶来的李根源等人会合。他们简单商议后,即派黄毓英挑选身手不凡的战士50多人搭人梯,翻墙进城,击散守城卫兵,打开城门,放起义部队进城。由于七十三标提前发动了起义,进城时,李鸿祥一面派二营排长杨秀林前去巫家坝向蔡锷报信,一面将入城部队一分为三,分别五华山、军械局、圆通山等重要军事目标进攻。

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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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晚8时至11时,应云南革命党人的邀请,蔡锷到刘存厚寓所参加革命党人的第二次秘密会议,议定了以下事项:一、联络官兵,期与可靠之官长逐级组织小团体,且与歃血为盟,以坚其信用,而为有把握之举动。二、预备子弹以备急需。三、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

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杨振鸿逝世后,同盟会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李根源、沈汪度、张开儒利用他们分别担任云南讲武堂总办、监督、提调等职务之便,大量聘用同盟会员和倾向革命的士官学校同学到讲武堂任教。其中有唐继尧、罗佩金、李鸿祥、顾品珍、庾恩旸、谢汝翼、李烈钧、刘祖武、方声涛、刘存厚等人。据统计,云南讲武堂教官队伍中,同盟会员17人,表示支持革命的反清革命派10人,此外,在教学与活动中倾向革命者5人。三种政治力量共达32人,占全堂教官总数40人的80%。这说明,云南讲武堂的实际领导权已经落入革命党人之手,讲武堂的教育权巳由革命党人和支持反清的进步教官所控制。

由于李经羲已有防守,起义部队在进攻五华山、军械局等军事目标时,均遇到守敌顽强的抵抗。李根源、李鸿祥率起义部队赶到军械局前时,不仅受到正面守敌强劲的还击,还受到来自占据武侯祠、劳公祠的钟麟同部的侧面夹击,虽然进攻数次,但终因敌众我寡,伤亡较大,亦不能得手。其他各处的进攻也不顺利,敌我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是年6月,四川保路风潮发生后,蔡锷“逆知中国局势之解决,将以此事为导线,即与同志诸人迭为密商,着手布置”,大力调整三十七协的中层干部。时任七十四标排长的王冠军对当时情况十分了解。他说:“蔡锷是日本士官学生,是一个胸怀大志、蓄意推翻清朝的革命人物。由于李经羲器重蔡锷,因而也就十分重视和喜爱日本士官学生。于是蔡锷便趁此接任三十七协统领的机会,向李经羲建议调整十九镇的人事,大批推荐士官学生,以七十四标标统曲同丰升补三十八协锺麟同的统领遗缺,曲同丰所遗七十四标标统遗缺由蔡的士官同学、陆军小学校长罗佩金调补,陆军小学校长遗缺以七十四标第三营营长何国华调补,何国华的营长遗缺以蔡的士官同学雷飙调补。七十四标第一营营长齐俊三则与蔡的士官同学、三十八协营长唐继尧对调,七十四标第二营营长刘存厚也是士官学生。这样,七十四标和陆军小学以及讲武堂(李根源也是士官学生)的主要干部就清一色地都成了蔡锷的同学、同志。”

会后,各官长即分头去各自的营队布置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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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7时许,蔡锷又召集罗佩金、唐继尧、刘存厚、雷飙、刘云峰、庾恩晹、李凤楼、谢汝翼等在七十四标本部开会,进一步研究确定了该标及炮标入城前后的行动方案:

二、攻击之计划:甲、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北地区,归七十三标占领。要点军械局及五华山。乙、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南地区,归七十四标占领。要点南城外巡防第二营和第四营、南门城楼、督署、藩库、盐库。炮兵阵地在大、小东门及小西门至南门城墙一带放列,向督署、五华山、军械局射击。省城北门、小东门、小西门、南门之开启,归讲武堂学生专任。

然而,就在巫家坝官兵紧张有序地准备起义之时,晚8时半,参加起义的北校场第七十三标第三营排长黄毓英派兵抬子弹时,为值日队官唐元良发现并前去盘查,双方发生争吵,结果义愤填膺的起义军开枪击毙唐元良。第三营管带李鸿祥听到枪声后即知事情已经暴露,急令号兵吹集合号,并调一、二两营兵出动。七十三标标统丁锦闻讯即率领卫队赶来,向参加起义的兵士射击。李鸿祥便下令部队散开,集中火力予以还击。丁锦的卫队不支,丁锦见势头不妙,便拔脚逃走。起义军把丁锦的卫队击溃后,就决定提前发动起义,整队出发,直扑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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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午6时,天微明,蔡锷即命炮队炮击五华山、总督署。炮声中,各处起义军军心大振,奋勇攻击。但军械局围墙高大坚厚,远处炮击未见效力。谢汝翼闻讯亲率炮一门至军械局五十余步处开炮,但仍仅崩裂墙砖四五块,又命炮兵冒着来自五华山和局内的火力,用十字锹在墙上挖洞,李根源见状速命讲武堂学生从机器局运来炸药五桶,逐次填入墙洞中炸墙,在围墙上炸出一个大洞。接着,谢汝翼命七十三标步兵猛攻大门,自己则率兵由墙洞攻进局内。在起义军内外勇猛的进攻下,到上午10时,军械局终于被起义军攻破。占领军械局后,起义军又乘势攻下五华山。

10月中旬,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昆明,“人民如醉如痴,一般志士欲舞欲狂”,云南革命党人多次密议起义事宜,加快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30日下午,蔡锷正式下达起义命令:命李根源、七十三标三营管带李鸿祥、讲武堂教官刘祖武率带步队七十三标,由北较场向昆明北门及东城一带进攻,攻占军械局、五华山、圆通山;命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管带唐继尧等率步队七十四标,由巫家坝向南门及东门一带进攻,攻占总督署及各机关各城门;命炮队统带韩国饶率炮队一营,分为三部,联络部队,俟进城后放列于西南东三门之城楼附近;命张开儒等率讲武堂师生,由城内动作,为开城之准备;命机关枪营分属于步、炮各队,均于夜半开始运动,同时攻城,于拂晓前将全城四周城垣及城内之圆通山占领,等到天明时,同时进攻;置预备队一营于江南会馆,为各队之策应。起义的时间定在晚上12时,以夜间演习的名义,掩护行动。

与此同时,对于各标的下级军官,“蔡锷,罗佩金、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等乘该堂为第十九镇赶培训基层干部之便,由甲、乙、丙三班学生中挑选具有革命思想,尤其是已加入同盟会的学生,成立特别班,加紧训练,提前毕业,分发到第七十三标、第七十四标、炮标等部队,任见习排长、排长、连长等职务”。朱德这次也被选入特别班,提前毕业后分配到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以见习生资格担任副目和司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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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时率兵官之决定:甲、推蔡锷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步兵七十四标第一营临时管带唐继尧任之。丙、步兵七十三标第一营临时管带李根源任之。丁、步兵七十三标第二营临时管带刘祖武任之。戊、炮兵第十九标,每营出炮六门,按第一、二、三之次序附于步兵第七十四标之一、二、三营。注意:临时管带系临时去现任之管带以该员临时承充之谓也。

云南反清起义前夕,昆明附近部队驻地情况是:七十三标在昆明城郊的北校场,第七十四标及炮队第十九标都在离昆明城十余里外的巫家坝,马队第十九标及工程营都在乾海子,辎重营在昆明城东的归化寺,机关枪营在太和街西廊南端,讲武堂在城内承华圃。因此,战斗打响后,七十四标及炮队能否及时发动对于整个起义的成功至关重要。为了确保起义按计划发动并一举成功,10月29日,蔡锷按照前日会议决定,到巫家坝七十四标本部住宿,以便亲自掌握部队,争取主动。

四、革命实施时日之决定宣统三年九月初十日午前3时。

昆明重九起义成功的次日,即11月1日,起义军官兵在昆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堂所在地组织了“大中华云南军都督府”(又称“大汉云南军政府”,简称“云南军政府”),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府都督。军政府一成立,立即发布《宣言》和《讨满洲檄》,历数满虏“皇族内阁,中央集权,尽收天下之柄入满人之手”,“心如蛇蝎,行同虎狼”,“外窃仁声,内存残暴”,“毁焚书籍八千余通……欲令汉人忘旧,永远为奴”,“背逆人道,苛暴齐民”,“举吾族四万万人生命财产,悉置外人监督之下”,“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等罪状,阐明了“满洲政府不除,满洲官吏不逐,吾国终无复兴之一日”等三条“不可不急起革命”的原因,宣布“惟有克期举义,驱其官吏,歼其渠魁,以为中华民族请命”。与此同时,檄文还宣布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并声明:“有渝此盟,四万万同胞共击之!”在辛亥各省起义的宣言与檄文中,旗帜鲜明地宣布同盟会纲领是不多见的,这充分体现了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的政治态度和革命性质。

由于三十七协司令部与云南陆军讲武堂均在承华圃,蔡锷于4月担任三十七协协统后还兼任讲武堂教官。朱德就是蔡锷在讲武堂的学生之一。据他回忆,无论在三十七协还是在讲武堂,蔡锷仍注意保持沉着稳静,不轻易表露任何态度。在公开场合,蔡锷“对于清廷从来没有不满之意”,而且“在任何讲义中从不注入革命思想”,但他在蔡锷的办公室里却看到了很多有关民主革命书报,有孟德斯鸠的《法意》,有介绍华盛顿生平的,有介绍近代意大利和俄国改革的,还有一些来自香港和东京的共和派的秘密报纸,“这些报纸大声疾呼,猛烈攻击各式各样的帝制派,主张武力推翻清廷”。这些都充分说明,此时蔡锷虽然身处边远,但心系社稷,刻苦钻研革命理论,并在暗中密切关注时局的变化。与此同时,蔡锷与李根源、沈汪度、张开儒、唐继尧等士官学校校友来往十分密切,经常借一起游览昆明名胜古迹之机交换对时局看法,并通过李根源和罗佩金等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当同盟会员黄毓英会见蔡锷,希望蔡锷支持他们的反清革命活动时,蔡锷肯定其革命志向,并对他表示,“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绝对同情支持。”蔡锷还利用担任三十七协协统的要职和李经羲的信任,暗中保护云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当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兵备处总办王振畿等北洋派对新军中有革命情绪的人,如罗佩金、韩凤楼、李鸿祥、谢汝翼、唐继尧、刘存厚等屡构谗于云贵总督李经羲,极端排挤之时,“蔡锷则力为解释”,使这些人不被排挤。

12时鸣号,传步、炮两标官长在七十四标标本前集合,宣布革命宗旨,本夜3时发难,反对者用手枪击毙;

10月16日,昆明新军中下级军官、同盟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殷承瓛、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人在昆明萧家巷刘存厚寓所召开了研究起义问题的第一次秘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刘存厚报告四川争路之近情可为革命之机会。二、研究革命之进行法。三、联络革命必要之人材。四、同举稳慎周详可与谋革命之人员:甲、本夜列席者勿论;乙、蔡锷、韩凤楼、罗佩金、雷飙、李凤楼、刘云峰、谢汝翼。五、同议可共事革命之人员:李根源、庾恩旸、李鸿祥、黄毓英、邓泰中等。

李根源(1879-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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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蔡锷的精心调整,三十七协所辖的七十四标三个管带均为革命党人,七十三标的标统和第一、二营管带虽是北洋派军官,但也有革命党人担任军官。同时,炮标统带韩建铎、第一营管带刘云峰、第二营管带谢汝翼、第三营管带庾恩旸,工程营管带韩凤楼、机枪营管带李凤楼都是倾向革命的军官。这样,三十七协18个营以上的干部中,除七十三标标统丁锦、第一营管带成维铮和第二营管带齐世杰三人之外,革命党人和倾向革命的军官占了15人,革命派牢牢掌握了领导权。因此,蔡锷的这一举措“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营长以上的主要干部都换成了具有推翻清朝思想的革命人物,后来‘九九’反正之所以非常顺利成功,实和这次人事安排分不开的”。

云南虽然地处西南边陲,但自鸦片战争后,在英、法的殖民侵略和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压迫下,省内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1900年,昆明人民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法斗争;滇西边境人民奋起抗击英国人侵片马;1903年,周云祥领导了矿工和农民起义;省内各界还掀起了要求收回路权矿权的斗争。这些斗争,有力地激励着云南各族人民为“救乡救国救种”而奋斗。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国内革命风潮一日千丈,民主革命运动高潮迭起,云南也不例外地感受到民主革命的阵阵浪潮。同盟会成立时,云南留日学生40余人当即参加,成为云南第一批同盟会会员。1906年初,由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唐继尧等人组成了同盟会云南支部,吕志伊任支部长,从此云南民主革命有了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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